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虽然是想用于抑制戴笠，但是表面上的借口却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

特务大权被蒋介石收回，戴笠并不感到可惜，因为他知道在战后的形势下，情报机构是注定不能长久公开地存在的，他想要争夺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这样才能更加实际地获得更多的利益。

为此，戴笠从各方面做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而李士珍又在二陈兄弟的支持下，和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因为两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斗得是难分上下。

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占据之后，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已经被戴笠一一控制了。系虽然也在争取了，但只剩下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仍然在握。而这还是因为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戴笠也不便逼得太紧。

戴笠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警察系统和警校，就等于握住了警政系统的一线承袭的脉络。但他终究还是没有陈立夫的思量深一步。他只顾和系斗争，却忘了在他们身后最具有生杀大权的人还是蒋介石。

陈立夫只是淡淡的和蒋介石提到警界已经成为了戴笠的天下，蒋介石马上警醒过来，对陈立夫说：“戴科长已经有很多重任在身了，还要管理警政这么重要的位置，太难为他了。让李士珍做中央警校的教育长吧。”

蒋介石会让李士珍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是因为他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回国后，他在洪公祠举办的特警训练班里担任政治指导员，为的是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他知道要插手警政界，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但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他肯定不是戴笠的对手。于是他就想利用派和戴笠的矛盾，拉拢派做自己的后台。陈立夫也在寻找能够对抗戴笠的对手，两方面是一拍即合，于是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纷纷开始在蒋介石面前进，夸李士珍“心中有领袖”，称他是“建设新的警察系统不可缺少的人才”。

同时因为担心蒋介石又怪他们拉帮结派，老谋深算的陈立夫还特意叮嘱李士珍不要公开表示和派合作，在公共场合不要和派走得太近。李士珍也是心领神会，他甚至会在公开大会上对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因此，蒋介石和戴笠都没有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找到证据，也无从下手挑拨离间。

就在李士珍的努力，派的协助和蒋介石的拉拔下，李士珍和戴笠之间迅速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立关系。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打响了。

准备充分的李士珍很快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开始了第一回合的较量。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南京汤山盖起了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筹划着如何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工作都抓到自己手中，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官学校成为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警察界的“黄埔军校”。当然，他不会在建议书里明目张胆地写出自己的计划，他只是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从而彻底改变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懒散官僚的作风，加强法西斯统治。这个计划一下子和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蒋介石大笔一挥，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戴笠手底下并没有能写出如此具有专业性建议的人才。但戴笠毕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人脉之广，就是李士珍难以企及的。在军界上层，他有拜把兄弟汤恩伯，胡宗南。其他军政大员程潜、杜聿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林可胜、贝淞荪、宋子良等人也都和戴笠有较深的关系。所以在李士珍孤军一人正洋洋得意地大喝庆功酒时，戴笠却正和自己的军政友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很快，戴笠就也向蒋介石进，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尽管这个委员会很明显就是一个叠床架屋的重复组织，和从前北洋军阀的官僚作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予以批驳，并且还手令让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来在那些军政大员的建议下，他越来越觉得把管理警校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李士珍一个人是一个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制约李士珍的手段都会被他欣然采纳。戴笠终于得以带着自己的人马进驻中央警校，再次和李士珍站到了平行的跑道上。，引